内容导读：本文从儋州那大基督教堂建筑群的原型与重构为出发点，分析其建筑群布局、建筑风格以及材料与本土建筑的关系，文章追溯那大基督教堂建筑群与西方修道院、修道院学校以及哥特式教堂的渊源，再结合基督教在中国发展中的“儒学化”和基督教建筑的“本土化”作为接入点，对该建筑群及单塔哥特式教堂与地域性建筑的相互作用（碰撞、交叉、融合）进行剖析，力求唤醒人们对那大基督教堂建筑群保护再利用的重视。

文/陈琳 谢德洪

(资料图片)

海南省是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据《海南省志》记载，从光绪七年（1881年）至解放前夕，基督教美国长老会派往海南的传教士先后共有50余人，设立基督教海南大会及其分会41个，堂会14个，发展教徒8000多人。时至今日，仍有当时建造的大量教堂广布于海南省各地。众所周知，海南岛早期为“蛮荒之地”，相比大陆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在交通、物资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海南岛上的教堂群是如何建造的？源自哪里？它们又与海南当地传统民居有何关联？带着这些疑问，本文以海南省儋州市那大基督教堂群为例，来探讨其形制来源及本土化重构的特征。

一、那大基督教堂建筑群的概况

1.历史变迁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后，琼州被迫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基督教随之再次踏足海南岛，在1881年，海南传教先驱治基善牧师来游海南，随后他独到的眼光选择那大为教会之一，他一边治病扶伤一边传教得到当地人们的认可，使基督教在海南在儋州迅速发展起来，光绪十二年（1886），基督教在儋州那大设立分教堂，儋县那大基督教堂会（亦称那大差会），系海南基督教会分支机构。起初，由冶基善在那大市北门建起一座二进的平房（现已不存），一进为教堂，二进为医务室。后来那大镇热心教友邓维庆、叶妚英夫妇将自己的园地奉献给教会，1909年教会开始建造教堂群（表1），历经五年全部建成。

2.建筑概况

那大基督教堂群现有主教堂1幢，牧师楼5幢（王道琼牧师楼、林保罗牧师楼、李惠霖牧师楼、王约翰牧师楼、格柏牧师楼）和神学灵修楼1幢。原教室、食堂、宿舍已被拆除（如图1-图2）。主教堂为欧式建筑，坐北向南，由传教厅和钟楼组成，建筑面积487平方米。牧师楼和神学灵修楼分布于主教堂北面，均为南北向，建筑面积492-632平方米不等。其中李惠霖牧师楼为一层建筑，是离主教堂最近的北侧建筑；其它牧师楼和神学灵修楼均为砼结构欧式两层建筑。

二、那大基督教堂群的修道院原型与地域性重构

1.修道院的渊源

据载，1885年那夏礼牧师首次在那大举行洗礼仪式，当时提出申请领洗的民众有60人之多，其中有30人接受了教会的审查，最后达到要求的只有9人。仅在几年的时间内，全岛信教的人数，便增加到数千人之多。追溯到1894年所建的中西学堂和1909年所建的教堂和牧师楼等开办学校教育的举措，那大基督教堂建筑群与基督教修道院学校建筑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公元4世纪中期，白苛密在尼罗河的远奔尼岛上建立了第一所修道院，其影响遍及埃及、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地。修道院是培养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地方，并且制定了诸多制度以决定修道的生活方式，此后修道院传入欧洲，反过来又影响着基督教建筑的布局与形制。基督教在海南开办学校，毋庸置疑是教士传播福音的有效途径，从西方带来的修道院制度以及建筑风格起着推动当地文化建设和中西方建筑活动的相互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接下来笔者继续结合西方修道院校园对那大基督教主教堂建筑的原型进行探讨，以及如何与中国地域性建筑结合重构，挖掘建筑背后的价值。

为何海南的教堂建筑要结合中西方进行分析？这与1919年11月，罗马教廷向全世界教会发布了一个名为“夫至大”通谕，以及首任宗座代表刚恒毅来华落实和贯彻《夫至大》通谕的精神密切相关。刚恒毅主教曾在1924年上海主持召开“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会议中提出“吾人当钻研中国建筑的精髓，使之天主教产生新面目绝不是抄袭庙宇的形式或拼凑中国因素而己，乃是要学习中国建筑与美术的精华用以表现出天主教的思想” 刚恒毅大力提倡建筑的“本地化”，对中国近代教会建筑形成中西交融形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虽说那大基督教堂群在1914年建成，但教堂建筑与地域建筑的相互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建造需求。同时，也证明“夫至大”通谕所提思想的必要性，教堂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结合的必然性，为后续基督教堂的修整起到重要作用。

2.原型平面布局——功能延伸

西方修道院建造基本模式在公元6世纪受本尼狄克院规的影响基本成型，那大基督教堂群建造之初就与西方修道院建造功能上就十分相似，同样有教堂，教室，宿舍，餐厅，图书室等。这些齐全的教学设施无不体现了学校功能。建筑群虽然功能上与西方修道院一致，但布局与西方修道院存在差异性，修道院的雏形中，礼拜堂作为他们精神信仰，与其他公共建筑餐厅和医院等构成了院落中心。例如瑞士发现的约公元820年建造的圣加尔修道院（如图3）就是修道院的典型，建筑一侧是面积较大的教堂，它与宿舍及餐厅等建筑围合出一个内院，院中设十字形回廊空地建有园囿，主体建筑周围布置厨房、浴室等附属建筑。诸多描述表明因功能的需要，西方修道院建筑基本是一致的布局。

3.总体布局——西方修道院的延伸

基督教本土化从16世纪就有“儒学化”的思想，当时利玛窦就表明基督教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一致，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基础，诠释基督教的内涵，是实现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有效尝试。几经波折，最终基督教本土化在1962年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一系列中西文化的碰撞、重构无一不被建筑书写。那大基督教堂群原教室、食堂、及宿舍与教堂的围合的空间布局与中国四合院巧妙结合。经访查了解到食堂位于主教堂正西侧，教学楼位于食堂北侧与宿舍相对，宿舍建造在东风路边方便与来往人交流，四个建筑围合成四合院。但地块的局限性是决定建筑布局差异性原因之一，据载，该地块是热心教友邓维庆、叶妚英夫妇捐献建造教堂，用地有限。该地块南底北高，南窄北宽，南侧又靠近交通要线，从而导致其围合空间有所差异；在该建筑群中，教堂与牧师楼各自处于相对独立，牧师楼且在有限的地块内以教堂为中心向北有意识的呈扇形分布，缩短了牧师到达教堂的距离。牧师楼相互错开布置以保证直线视角可观看到教堂（如图4）。那大基督教堂群延续了西方修道院学校的功能与部分空间布局。

三、主教堂与单塔哥特式教堂的原型与重构

1.原型——单塔哥特式教堂

主体建筑那大基督教堂其建筑样式的来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广阔和复杂。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而哥特式教堂与基督教碰面，要追溯到12世纪左右的法国西部对巴黎附近的加洛林王室大修道院的西立面进行改造工程上，工程是一个前廊将新的立面与原有建筑中殿连为一体。这一看似偶然的工程，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世纪基督教建筑的风格。追溯到西方建筑史，在19世纪“折衷主义”复兴运动中，不得不提的是哥特复兴代表人物奥古斯特·普金（Augustus Welby Pugin），普金认为只有哥特式建筑才能完美代表基督教堂。他在其代表作《真实原则》中提出的理论对单塔哥特式教堂起到指导作用。

普金后期在英格兰对乡土建筑的研究中，其教堂建造表现特征有：钟楼位于圣殿的两端或依托圣殿建筑，并且钟楼一般只有一座；成阶梯状布置的圣殿与至圣所屋顶；大多教堂只有约减的钟楼、圣殿和至圣所三个部分（钟塔和至圣所在条件更有限时甚至可以与圣殿合二为一）（如图5、图6）。这也就是那大基督教单塔哥特式教堂的原型。

2.那大主教堂——单塔哥特式教堂的重构

西方教堂布局多为坐东朝西，祭坛设在建筑物的东端，大厅末端为圣所，教堂正立面开口朝西，教徒在圣礼仪式时必须面向圣地耶路撒冷的方向（西方），同时也是耶稣圣墓的所在。那大基督教堂平面的朝向是坐北朝南，与西方教堂的西朝向毫无关联。究其缘起应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互碰撞所致，我国从古至今为礼仪之邦，据《周易》记载“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论述，则决定了后世建筑中“坐北朝南”的基本原则。那大教堂入乡随俗，朝向也就和西方教堂截然相反。但这也太难以置信，难道基督教就此妥协对“光”崇拜？并非妥协，因为朝向的改变使得教堂的钟塔、圣殿和至圣所与西方的教堂有些许的不同，至圣所巧妙的放置在西北角，以圆弧（扇形）为台，入口位于南侧和东侧（如图7），解决对朝南朝东问题，灵活的对中国古人尊“天”、基督教崇拜太阳进行文化融合。随后的东侧和南侧构成宽阔的圣殿，呈“厂”状，东短南长。再加上至圣所西侧的耳堂，整个平面呈“T”形，。钟塔依托圣殿建造，位于东南“T”形拐角处。

主教堂与单塔哥特式教堂有何密切关系要从立面说起。西方哥特式教堂建筑尤为重要立面有骨架劵、尖劵尖拱以及飞扶壁的应用。那大基督教堂剖面形式接近早期基督教时期巴西利卡式，中厅高、侧廊略低的特点，虽然不是典型的横三段、竖三段的构图形式，但是立面窗户的尖劵造型以及隐藏在侧廊屋顶下飞扶壁的应用，钟楼强调的垂直性，都呈现出哥特风格。由于文化的碰撞，灵活多变的平面，使得立面的变化转移到山墙之上，尖劵起源于古代阿拉伯世界被多数学者认同，但尖劵确是20世纪之前哥特建筑的最大特征，它是力与美的完美结合，比圆劵承担荷载大。在那大主教堂的立面随处可见的尖劵形制完美的彰显哥特建筑特征，西、北立面均运用在窗上，特别是东、南立面门和窗的运用尤为精美（如图8、图9）。那大主教堂的建造成功，正是凸显中国工艺与西方结合的完美结合。也是显现出中国工人技术上的提升。那大主教堂门窗框为方形石材与水泥结合以锯齿形排列，穿插关系更好的与周围墙体相抓实，起着很大的承载作用。这种大体块的拼接方式，不仅解决了小体块的拼接难度以及技术精密的要求，还使得结构更加的稳定厚实。教堂门窗内框的木构尖劵与彩色玻璃的结合勾勒出美观多变炫丽的轮廓，造型的统一与门窗外框相呼应。

那大教堂大礼拜堂是砖墙瓦面结构，砖、瓦均为本地匠人烧制，与海南传统民居的砖瓦一样。但屋顶金字架均用出自外国的钢筋，室内地砖也出自外国。教堂采用木屋架，桁桷是用本地上好的苦楝木，按着规格一条条锯出来。堂内安装点灯，四层高的钟楼顶四个尖角安装有避雷针，联起来用一根大铁缆系通到地下深处。

那大基督教堂袒露的骨架结构，垂直的线条、尖券以及内部高大的空间也充满了哥特式建筑的味道。教堂均运用到扶壁（Buttress，垂直于墙面的支撑结构）与飞扶壁（Flying buttress）（如图10-图12），广泛地运用线条轻快的尖拱劵，轻盈通透的飞扶壁，修长纤细的壁柱，这样的结构使得教堂的框架成为相对独立，更加壮观，且便于施工。简单明了的结构设计，给教堂增加了自由、空灵、崇高的效应。那大基督教堂立面的尖券门、窗采取哥特式风格，但是上部砖的叠涩做法却是中国传统形式。哥特式教堂又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时代艺术风格，是石头和玻璃的建筑物，工人都是儋州人，因此建筑风格因地制宜。哥特式建筑风格，传入儋州与本土文化和技术的彼此交融，相互作用，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宗教建筑的完美结合。

四、结 语

那大基督教堂建筑群不仅体现了清末至民国时期基督教传入海南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是基督教为海南带来先进的思想教育体系的象征。体现出基督教弃绝尘寰的宗教情绪以及中西结合的独特建筑文化内涵。基督教的传入对当地的治病扶伤、教育教学、宗教文化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大大促进了西方文化在海南的发展。

基于该教堂群的原型，该教堂群的功能布局与修道院的密切关联，那大基督教堂建筑群的总体布局及单体建筑文化，对研究西方修道院制度传入中国以及近代中国学校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也是探讨和串联中西文化交融、重构的重要突入口。同时教堂设计者结合地域性文化及建筑材料等特征，实现了基督教“本土化”的拼贴重构；对单塔哥特式教堂建筑单体形制的中西合并解剖中，不难发现地域文化对教堂建筑的影响以及建筑为何本土化与当时思想政策的原因，是推动那大基督教文化如何发展的线索之一。

那大基督教建筑群当时所在的时期，中和镇为儋州的中心所在，而如今那大却是儋州的行政中心，不由的令人想起冶基善的前瞻性。教堂建筑群地处那大镇中心，周边商业、居住用地率极高。现因用地稀缺牧师楼群周边以建立起停车场，牧师楼群已破败不堪。笔者希望对那大基督教建筑群解析的同时能够找到该教堂群的保护利用方法，希望呼应各界人士对那大基督教堂群的重视，对其进行合理的保护与再利用。

（本文作者：陈琳，博士，教授，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综合评标专家、海南省不可移动文物专家、海南省青年南海名家、海南省青联委员、三亚市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现任三亚学院国际设计学院常务副院长，三亚学院南海地域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硕士生导师；她长期从事建筑历史和理论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传统建筑保护修缮、村落保护规划设计，主持澄迈县石石矍村冯氏祠堂修缮设计等项目十余项，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谢德洪，深圳市变色龙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设计师，2018-2022年南海地域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助理）

（本文经作者授权，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信息宣传部整理、编辑，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下期）